精准把握“雄安质量”的生态环境内涵
来源：环境保护
4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对《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的批复向社会公布，国内外社会各界对此高度关注。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指导思想是，着眼建设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创造“雄安质量”，打造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从“深圳速度”到“雄安质量”，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发展正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这是一个战略转变，更是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历史性变革。“雄安质量”本质是要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对生态环境提出了更高要求，“雄安质量”具有了生态环境内涵。高质量的生态环境是“雄安质量”的目标之一，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的保障和前提，更是检验“雄安质量”的一把不会说谎的标尺。
“雄安质量”的生态环境内涵是什么？从生态环境角度精准把握“雄安质量”，微观上要通过更加严格的环保标准和环境规制，促进企业自主创新，改进生产工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企业形成绿色生产方式，还要大力宣传绿色消费，推动个体形成绿色生活方式；中观上要从行业入手，利用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严把产业入口，利用环保投资助推环保产业发展，利用产品名录优化产业结构；宏观上要着眼空间，充分利用空间、创造空间、保护空间，充分利用空间管控措施，让有限的空间迸发出无限的力量，让有界的空间发挥**的效力。鉴于此，“雄安质量”的生态环境内涵包括四个层面：一是供求，要提高生态环境的供给质量，促进生态供给和需求在更高水平平衡；二是机制，要充分发挥市场对生态环境要素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三是效益，要实现高质量的投入产出，提高环保投入的效益；四是布局，要实现生态环境服务和产品均等化，提高全社会共享水平。
如何精准把握“雄安质量”的生态环境内涵？一要坚持党对生态环境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生态环境从本质上讲是公共物品，只有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将雄安的各种配套资源集中起来，攥紧拳头办大事；二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人民是美丽中国的建设者和受益者，是生态环境建设的核心要义，更是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工作的出发点；三要坚持立足雄安实际，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更没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雄安的生态环境、气候条件、资源禀赋有自身特点，雄安生态环境工作可以汲取其他地区的经验与教训，但绝不可能照抄照搬而一劳永逸，雄安生态环境工作要走出雄安之路；四要坚持正确的工作策略和方法，不仅需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正确的思想指导，还要正确的工作策略，准确的工作方法，高效的工作团队，凝聚的工作精神，良好的工作氛围，这些都是“雄安质量”的生态环境内涵的应有之义。
精准把握“雄安质量”的生态环境内涵，要正确处理好四个关系：一是处理好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与生态环境基础设施提质增效的关系，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日益完善，“有没有”已不是基础设施建设关注的要点，“好不好”才是重点所在，由于运行成本高、维护投入大，有些基础设施是“看起来很美”但“用起来很贵”，雄安的生态环境基础设施不仅要保证数量，还要保证质量，提高设施使用效率，降低使用成本，共享使用方式，让基础设施建设为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服务；二是处理好生态环境产品质量提升和生态环境服务质量提升的关系，生态环境产品是生态环境服务的重要依托，生态环境服务则是保障生态环境产品发挥效用的重要措施，既要提供充足、优质的生态环境产品，也要保障生态环境服务的优质到位；三是处理好城市与乡村生态环境质量提升的关系，一直以来，城乡二元结构不仅体现在经济增长上，还体现在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雄安样板不仅要有美丽城市，还要有美丽村庄，城市与乡村应齐头并进，一个也不能掉队；四是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质量提升的关系，当前，我们要牢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抓住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质量提升关系的金钥匙。
“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创造“雄安质量”，时不我待，其不仅是雄安的质量，更是未来中国的质量，精准把握“雄安质量”的生态环境内涵，不仅关系到雄安的生态环境工作，还将对深入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环境工作发挥重要引领作用。
粮食和物资储备局领导班子出炉-保持一正三副格局
粮食和物资储备局领导班子出炉:保持一正三副格局
新组建的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领导班子出炉。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官网3月27日刊文介绍，近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同志宣布了中央关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领导班子任命的决定，并就落实好中央决策部署提出明确要求。
国家发改委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务锋主持会议并讲话；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曾丽瑛、卢景波、韩卫江出席会议。
上述官方报道显示，新组建的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领导班子承袭了原国家粮食局领导团队，继续保持一正三副格局。
担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首任党组书记、局长的张务锋此前长期在山东省内工作，曾任山东省工商局副局长，临沂市市委常委、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市长，省发改委主任、党组书记等职。2015年6月，张务锋获任山东省政府党组成员，并于一个月后任山东省副省长。
2017年2月，张务锋接替任正晓出任国家发改委党组成员，并出任国家粮食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务锋还是十九届中央纪委委员。
曾丽瑛、卢景波、韩卫江此前均担任国家粮食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根据新华社发布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组建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国家粮食局的职责，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组织实施国家战略物资收储、轮换和管理，管理国家粮食、棉花和食糖储备等职责，以及民政部、商务部、国家能源局等部门的组织实施国家战略和应急储备物资收储、轮换和日常管理职责整合，组建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管理。不再保留国家粮食局。
粤苏经济差距拉大-研发投入粤领先人均收入苏占优
粤苏经济差距拉大:研发投入粤领先人均收入苏占优
澎湃新闻记者 张赛男
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两个省份，广东和江苏每年发布的GDP成绩单都会被进行全方位比较。从2009年开始，粤苏两省的经济总量差距不断缩小，并在2015年出现不足2700亿元的GDP之差。这一现象在2016年出现反弹。2017年，两者的经济总量之差再次拉大。
2017年，广东GDP为8.99万亿元，连续29年居全国首位。江苏省去年GDP跨上新台阶、首破8万亿，达8.59万亿元。江苏为何始终无法在经济总量上赶超广东？这一疑问的背后，是人们对二者发展模式的讨论：究竟是广东的 “深圳模式”更具发展后劲，还是江苏的“苏南模式”略胜一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梳理了2017年广东和江苏两省主要经济指标的变动，借此呈现粤苏两省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同。
从经济增速来看，广东去年的GDP增长比江苏高出0.3个百分点。其他经济指标中，广东在固定投资增速上表现出绝对优势，比江苏高出6个百分点，成为与后者拉开差距的重要支撑。此外，广东在科技创新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但在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指标上，江苏已明显领先。在进出口贸易方面，江苏以19%的增速对广东形成不小的压力；利用外资方面，江苏已经超过广东。此外，广东传统外向型经济模式寻求转型之际，如何协调区域发展，并利用自贸区、大湾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 扩大开放成为新的看点。
粤苏固定投资增速背离
2009年-2015年间，江苏曾对广东持续追赶，一度将两者的GDP差距缩小到2696.17亿元，令中国经济“头把交椅”的归属出现一丝悬念。2016年，广东与江苏的GDP差距拉大，巩固了全国经济第一大省的位置；2017年，广东的领先优势愈发明显，与江苏的差距扩大到近4000亿元。
为什么广东能够在2016年、2017年扩大优势？从主要的经济指标来看，固定投资的快速增长对广东经济形成了较大支撑。
从规模上看，广东去年的固定投资额不如江苏，但增速平稳。2017年，江苏完成固定投资53000亿元，广东完成37477.96亿元。澎湃新闻统计近15年的数据发现，江苏的固定投资在明显放缓，而广东相对平稳，并在近两年维持高位。去年，广东省固定投资额的增速比江苏高出6个百分点。
2016 年，全国固定资产增速出现明显回落，由上年10%下滑至8.1%。在此大背景下，江苏的固定投资增速也从两位数降至个位数，2016年、2017年均实现7.5%的增长。实际上，江苏的固定投资增速从2014年便开始明显放缓，比上年回落4.1个百分点，降至15.5%，并在2015年继续下滑至10.5%。而此前十年，江苏固定投资增速均保持20%以上的高位增长。
固定资产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随着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放缓，江苏省2016年、2017年的GDP增速进入7%时代
2016年，广东固定投资实现10%的增长，2017年进一步攀升至13.5%，分别比同期的江苏高出2.5%和6%，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9%和6.3%。。受固定投资支撑，广东省2016、2017年的GDP增速均为7.5%，相对平稳。
可以说，此前江苏省GDP之所以出现不断紧逼广东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持续高企的固定投资的带动。近两年，一方面是江苏固定投资放缓，另一方面是广东不断发力固定投资、且增速力压江苏，所以出现两者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
从固定投资的主体来看，支撑广东2017年固定投资增速走高的重要因素是国有投资的大幅增长。2017年，这一增速达到18.8%，而上年则为2.9%的负增长。
另一方面，广东去年的基础设施投资创下2010年以来同期最高增速，共完成投资9168.79亿元，同比增长24.3%，比上年加快18.6个百分点。基础设施在短板领域的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强，水的生产和供应业、航空运输业、公共设施管理业分别增长49.0%、38.0%和29.9%。
广东研发投入超过江苏
科技创新蕴含着生产力的巨大潜能，成为当下各省份的“兵家必争之地”。多项数据显示，广东在科技创新领域走在了全国前列。
R&D经费投入是衡量科技活动规模和科技创新能力高低的重要指标，2016年，广东该项数据已超过江苏，位居全国第一。数据显示，2016年，江苏全社会研发投入达到2026.87亿元；广东该项投入为2035.14亿元，以微弱优势超过江苏。
从高新企业数量来看，2016年，广东达到19857家，总量居全国第一，江苏则排在全国第三位。江苏省内科技创新最活跃的苏州，2016年拥有高新技术企业4133家，而广州市2017年仅预计新增的高新技术企业就接近苏州的这一总数，截至2017年底，将达到8700多家。
尽管从数量来看广东更胜一筹，但从产值规模上看，江苏的高新技术产业仍然占据优势。2016年，江苏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值6.7万亿元，而广东则为5.44万亿元。
500强企业数量反映了一个地区的总部经济和综合营商环境，2017年，中国企业500强中广东占51席，位居第二；江苏有47家，位居第三。2017《财富》发布的世界500强榜单中，广东有11家企业上榜，江苏则有4家。
但是，江苏作为民营经济重镇，民企发展仍拉开广东一段距离。从民间投资来看，2017年江苏民间投资占社会固定投资的比重为70.7%，而广东为61.8%。这一差距也反映在民企数量上：2017年民企500强，江苏入围为82家，广东则为60家。
江苏外资、外贸回暖
广东与江苏具有很大的相似性，都凭借加工贸易发家，高新技术产业发达，外向型经济程度高。二者产业结构也类似，到2017年，江苏第三产业比重达到50.3%，广东为52.8%。
广东依托深圳特区这个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窗口，掀起了吸引外商投资的第一个**。改革开放之初，广东的外商直接投资是江苏的10倍之多。此后，随着江苏苏南地区大规模引进外资，江苏外资获得迅速增长，在2003年-2014年间全面领先于广东。
2015年，江苏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数额有所下降，整体规模低于广东。但在2016年，广东利用外资数额出现下降，江苏外资回暖，恢复至高于广东的水平。
2017年，广东实际利用外资229.5亿美元，同比下降2%。而在前三季度，江苏实际利用外资就开始正增长，前11月，使用外资达225亿美元，同比增长4.4%。
作为外向型经济的另一重要指标，江苏进出口贸易快速增长也对广东构成压力。2017年，江苏进出口总额达到40022亿元，广东为68155.9亿元。虽然前者的进出口规模未及广东，但在增速上遥遥领先。2017年，江苏进口增速达到19%，而广东只有8%。
有分析称，由于广东的外向型经济占主导地位，所以全球经济会对广东的影响更大。在这种形势下，广东必须由外向型向内源型经济转变。而广东自贸区、粤港澳大湾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都将提振广东外贸，推动传统外贸升级。
广东区域发展悬殊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广东经济常年居于全国第一位，但在人均GDP、常住居民可支配收入等指标上均不敌江苏。广东省2018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区域发展不协调，粤东西北与珠三角地区发展差距较大仍然是我省突出的矛盾。”
数据显示，江苏面积为10.72万平方千米，2016年年末常住人口7998.6万人；广东面积17.97万平方千米，2016年末常住人口10999万人。从2005年开始，江苏人均GDP就超过广东。2016年，江苏人均GDP达到96887元，广东达到74016元，相差2万余元。2017年，江苏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5024元，广东为33003元，相差2000元。
广东之所以出现GDP与人均GDP的背离，是因为广东区域差距明显，粤东西北和珠三角经济总量差距悬殊。
江苏省13市中经济排在末位的是宿迁市，2016年GDP为2351.12亿元；广东省21市中经济排在末位的是云浮市，2016年GDP仅为781.03亿元，当年广东省内GDP不足千亿的还有潮州市、汕尾市、河源市。
广东省统计局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16年，粤东西北12市GDP合计占全省合计的比重为20.7%，其中东翼占6。 9%，西翼占7。 6%，山区占6.2%，分别只有珠三角的8.7%、9.6%和7.8%。珠三角与粤东西北地区经济总量差距从2010年的28193亿元扩大到2016年 的50128亿元，绝对差距相当于粤东西北地区经济总量的近3倍。
广东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显示，在广东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完善开放型区域创新体系的同时，如何形成全省一体化发展的格局，成为广东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粤港澳大湾区如何落地？近120位政协委员联署提案
粤港澳大湾区如何落地？近120位政协委员联署提案
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联盟主席蔡冠深
封面新闻记者 张想玲 北京报道
滚滚珠江，东南入海，历经万亿年，冲击出一块5.6万平方公里的三角洲平原。出海口位置的广州，一边挑起珠海、中山、佛山、江门、肇庆，一边连着深圳、东莞、惠州。9座城市在祖国南大陆的边缘围出一片大大的海湾。这个海湾里，坐落着紧挨深圳的香港和紧挨珠海的澳门两个举足轻重的特别行政区。大珠三角“9+2”，构成了一个粤港澳大湾区，人口总量达6672万人。这个湾区体量有多大？如果把香港、澳门和珠三角9市作为整体计算，2016年GDP总量超过1.3万亿美元，是亚太地区经济最具活力、最具发展潜力的地区之一。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出台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全国两会期间，一份由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联盟主席蔡冠深牵头，近120位委员联署的提案，成为媒体争相关注的焦点。
提案提出，由于湾区涉及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经济体系、独立关税，为避免各城市间的重复建设和互相内耗，应从中央层面出发建立“粤港澳大湾区统筹委员会”，并由国家领导人亲自出任该委员会第一负责人。
破除制度壁垒
协调各区督导落实 无缝对接湾区融合
蔡冠深表示，提案的立意，是因为中国南部这一片改革开放热土的重要战略意义，以及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强大能量，国家有必要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提升至国家战略，与京津冀、长三角区域协同发展看齐，由于粤港澳3地涉及不同社会制度及经济体系、独立关税，因此应加强顶层设计，由一位国家领导人亲自挂帅，督导落实大湾区发展规划，统筹国务院发改委、相关中央部委与广东省政府和港澳特区政府的协调工作，可以更有效地推动落实，以早日把该区域打造成为全球最大湾区，成为引领中国经济社会继续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枢纽。
蔡冠深注意到，粤港澳大湾区连续第二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经过一年的酝酿，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有关提法，与去年相比有相当大的不同。比如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首次与京津冀区域一体化、长江经济带并列，被放在区域经济战略部分。
蔡冠深认为，粤港澳三地分处在三个不同的关税区，主政粤港澳三地的官员层级都比较高，“所以大湾区统筹委员会应该由一位国家领导人亲自挂帅，方能有效统领中央有关部委和粤港澳三地，为大湾区宏观发展进行具体规划，制订全域性、战略性和决策性的政策及决议，从而推进湾区体制和发展机制全面创新。”
“粤港澳三地经过数十年的合作发展，累积了大量丰富的经验，但在新的发展阶段，必须突破以往传统的合作模式和限制，最大可能整合三地不同制度的优势，弱化以至消除由于三地行政区划不同而造成的人为隔阂，积极争取在大湾区试行全面开放政策，”他说，“做到人流、物流、资金流最大限度的便捷对接以至无缝对接，以配合国家在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中扮演更重要角色。”
大湾区先行先试
以改革创新实现各要素自由流动
粤港澳大湾区人口聚集度高、经济潜力大，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港群和空港群，制造业发达、产业链完整，极具条件成为世界级湾区，因此，被认为是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重要支撑。
除了蔡冠深，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引发各界热议。无独有偶， 在3月9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协主席王荣在发言时提出，首当其冲的就是建立国家层面的协调机制。
他建议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协调机构，由国家领导人牵头，国家有关部委和粤港澳三地政府参加，统筹协调大湾区建设规划编制及实施中遇到的问题，加强顶层设计，研究制定具有突破性创新性的政策措施，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辐射带动泛珠三角区域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
此外他提出，以改革开放40周年为契机，支持大湾区先行先试，在区域内进一步实现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要素畅通流动，深化体制机制创新。支持粤港澳联手打造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在大湾区布局建设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创新平台。支持共建科技园和各类大数据平台，鼓励高校、研究机构在大湾区建立产业研究院、孵化器。推动国家和粤港澳三方共同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基金，支持科技创新和重大项目、平台建设，实现协同创新发展。
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优化大湾区的港口、铁路、机场、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布局，共建世界级国际航运物流中心和多向通道网、海空航线网、快速公交网，形成优势互补、互惠共赢的港口、航运、物流设施和航运服务体系，增强整体国际竞争力。
为了推进公共服务配套衔接。港澳青年在内地就读就业逐年增加，为此他建议，适当放宽其在内地购房限制，简化就业审批规定，建设粤港澳青年创业区，提供港澳模式公共服务。加强在建校办学、环境保护、卫生防疫和治安管理等方面合作，共同营造宜居宜业的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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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卢受聘中国足协青训顾问 曾率男足战韩日世界杯
米卢受聘中国足协青训顾问 曾率男足战韩日世界杯
1月11日，中国球迷的老朋友、曾带领中国男足国家队征战02年韩日世界杯的著名教练博拉·米卢蒂诺维奇在北京正式接受中国足协邀请，受聘成为中国足协青训顾问。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助理、党组成员、中国足协党委书记杜兆才与米卢进行了会谈交流，并为其颁发了顾问聘书。
接受这份聘任，米卢表示，青少年**是提高博彩水平的基石，很高兴看到中国足协把青少年**发展的工作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他对中国足协目前推进的青训中心建设、搭建青少年竞赛体系等工作表示肯定，对协会在推进青训体系建设上的坚定决心和国际视野表示赞赏。米卢还表示，因为在中国执教的美妙经历，中国在他心里拥有特殊的情感和地位，他非常愿意再为中国博彩的青训体系建设、青训人才的发掘和培养尽一份力。
杜兆才表示，他代表中国足协对米卢先生的到来表示欢迎和感谢。希望米卢先生能够充分发挥其熟悉中国国情、熟悉中国博彩的优势，助力正在大力推进的中国博彩青训体系建设；同时，利用自己丰富的球员发掘、培养经验为中国博彩再多发掘一些“好苗子”，助力中国博彩的未来。
著名博彩教练博拉·米卢蒂诺维奇（Bora Milutinovic），1944年9月7日出生于前南斯拉夫的巴斯塔，1983年开始其执教生涯，1986年世界杯率领墨西哥国家队首次打入八强。随后，又先后率领哥斯达黎加国家队、美国国家队、墨西哥国家队连续进入世界杯16强。2001年10月7日，米卢率领中国国家队圆了44年的世界杯之梦，首次进军世界杯正赛阶段的比赛。
如今，这位中国**史上的“功勋教练”与“老朋友”再次到来，助力中国博彩青训，与中国博彩“再续前缘”，令人期待。
来源：中国博彩协会网站